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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成伟离开建安煤矿是一九六三年十月的事。一九六四年五月，国家决定加快建设大西南，要求将过硬的干部和生产单位调往大西南。局党委根据部里的指示精神，将建安煤矿党委书记汤平、矿长刘存义及该矿八个最过硬的采掘单位成建制调往大西南的阳山矿务局红旗煤矿。刘存义和孙成蕙二话没说，立即服从国家的召唤，又一次开始了横贯半个中国的举家迁徙。

迁徙的铁路起点是安徽的一个三等小火车站。孙成蕙记得很清楚，那是一九六四年的五月六日，她和母亲邹招娣、刘存义带着十二岁的援朝、十岁的胜利、六岁的跃进、二岁的困难和自然，坐了五个小时的大卡车，才赶到了车站。

和一九五五年那次迁徙相比，他们的家当没有多出来，多出来的只是跃进、困难、自然这三个在安徽出生的孩子。不过，和一九五五年相比，时代的进步还是有所体现的：迁徙南下的专列不再是闷罐车了，而是正规的客车。

那天，露天的三等小站上乱哄哄的，专列客车上贴着大红标语：“热烈欢送开赴大西南的煤炭战线的同志们！”“党指向哪里，就打向哪里！”“国家的召唤，就是我们的自愿！”广播喇叭里一直在播送着革命歌曲：“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

孙成蕙看着自己面前堆着的几件简单行李，对刘存义感慨道：“存义，我们可真是彻底的无产阶级呀，公家的家具一还，除了五个淘气的孩子，啥都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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