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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翊钧最终让内阁松口同意在太仆寺试行“民推吏”的办法用的是另外两个理由。

一是他假装在三位辅臣面前生了一回气，抱怨马调不上来，钱也收不到手，二是指出朝廷登记上来的户籍人口和实际人口的数目出现了严重偏差。

第一个问题是十分简单明了的，晚明马政的确已然烂得不成样子了，再怎么折腾也不会比原来那套还烂。

皇帝想另辟蹊径，又不是往科举出身的官员身上开刀，责任又通过厂卫分摊到了马户百姓头上，官员想反对也寻不到非要违拗皇帝的理由。

再说太仆寺交出来的数据也实在不好看。

第二个问题是朱翊钧自己向内阁指出来的，在没有计划生育的封建社会中，朝廷账面上的人口却在不停下跌，即使有水患饥荒的因素，人口数量也不会是只跌不涨的。

所以，为了登记有效男性劳动力人口，必须给予交课重税的百姓一定政治权利。

至少要让男丁缴税服役的义务和他们得到的权利等同。

当然了，这只是朱翊钧本人的一套官方说辞，他心里知道，晚明账面人口的持续下跌并非取决于老百姓的觉悟高低。

用现代人的话来讲，官府和民众的关系只是一种特殊的交易关系，民众掏钱纳税，购买政府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现在大明给百姓提供的公共服务又贵又差，一旦出了问题，百姓既不能投诉，也没有第二个出售公共服务的官府给他们选择，他们可不得觉得委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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