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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上午，一道六百里加急的奏折从济南发出，到了次日中午，就被送到了乾清宫的案头。

已经八十二岁的乾隆看完刘墉的奏折后，又拿起早上刚从济南发来的一份密报细细看了，枯着眉头来回看了两遍，才让太监把刘墉的那份折子递给了立在御案前的嘉亲王颙琰，沉声道：“你们几个都看看。刘墉的看法是北海贼这次入寇东省，很可能就不走了！”

刘墉猜的没错，乾隆的确在他身边安放了密探，而且不止是济南，连诸城槎河山庄也有。“尚虞备用处”有自己专门的通信渠道，不走朝廷驿传。

别看乾隆表面上对汉官恩宠不减，实际上自从汪中他们八个投效北海镇，他便对朝堂中的汉人重臣和地方督抚加以严密监视；而自三年前赵新劫狱后，这种防范与戒备之心更甚。

虽说自康熙开始，满清的皇帝占据了“治道合一”的位置，掌控了政治乃至文化的话语权，满族人也接受了儒家文化的融合，底层满人日趋汉化，但上层贵族们一直是“融而未化”。

清朝历代皇帝自始至终、反复不停的告诫旗丁“国语骑射，是满洲根本”，对皇室子弟吟诗做赋，通常是严加斥责。就是怕自己跟契丹和女真一样被汉族同化，最后泯然于世。

要知道在中国这样亿万汉人占绝大多数的国家，一个只有五十万人口的少数民族要想维护高度集权化的帝制，必须依赖一种强有力的权力表述系统，即强调满洲的血统高贵和独一无二的特性，如此才能稳定统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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