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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昌十五年，即公元546年，没有了原时空里高欢死磕玉璧城，北方朝堂上最引人注目的也不过是高澄将雍州刺史陈元康、秦州刺史王思政、并州刺史潘乐三人互调。

改陈元康为并州刺史、王思政为雍州刺史、潘乐为秦州刺史，以防王思政与潘乐在秦、并二州坐大。

由于陈元康坐镇晋阳，高澄也随即将汾州刺史辛术、以辛术接替高隆之工部尚书一职，晋州刺史薛修义则与华州刺史对调，出镇华阴，即前些年的玉璧城。

北方既无天灾，百姓又未受横征暴敛，总体较为安宁，随着太昌元年生人成年，陆续分配到田地，关东生产力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预计等到明年，太昌二年的婴儿潮高峰生人成年，关东生产力能得到完全恢复。

而关陇地区经过五年的发展同样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相较于元魏的安宁祥和，南方明显就要热闹得多，各类消息都有。

首先是南梁方面，建康朝堂爆发一件骇人听闻的大事，尚书左丞贺琛上疏直言萧衍四项恶政，其一苛捐杂税繁多，民不堪命；其二放任官员贪腐，穷奢极侈；其三幸臣恃势弄权，擅专威福；其四广建庙宇奇观，劳民伤财。

《管子·明法解》云：‘人主之所以制臣下者，威势也。’

萧衍开国四十四年，威势极重，众臣并非不知道如今江南积弊之深，矛盾之尖锐，却不敢明言，萧衍多年来一直沉浸在江南无内乱的假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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