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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这里，朱权脑海中陡然回想起老师荆鲲用来嘲笑某些迂腐之人的那句话，天下之美，归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恶，归于桀纣。心中暗暗忖道：古代人极端的崇拜孔孟，将其视作圣贤，固然失之偏颇。但后世富有现代民主法制意识的人说以德治国，用大而无当，不合时宜，于是乎又出现了另外一种极端，天下之恶，尽归于孔孟。由此将封建社会的所有一切，全部视之为糟粕，弃如敝履。可看那些西方极为崇尚法治的国家，也有因为私德亏欠，闹出生活作风问题的总统给整趴下。好像这生活作风问题严格说来，也没有触犯法律吧？这又该如何解释呢？为什么很多人一说起以德治国的儒家，和以法治国的法家，立马就看做了两个水火不容的对立面呢？反正左右两边，你必须挑出一边站，两边都不选的，也不要高兴得太早，人家早就准备了一顶和墙头草意思差不多的“中庸”帽子给你来戴。儒家的德育教化，和法家的严刑峻法震慑犯罪，各取所需治理国家不好么？无视儒家熏陶人思想，和法家的惩戒手段，震慑预防犯罪，在治理国家方面各自所取得的实际成效，单单纠缠于谁对谁错，互相攻讦，就未免舍本逐末了。

朱权亲身经历过残酷的战争和朝议迁都等大事后，内心中深深体会到了一个国家的军事，政治上面的很多东西，可不是单单对错两字就能说得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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