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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日午后时分，御书房内端坐的朱元璋翻看几份奏折后，.原来这几封奏折尽皆是刑部尚书詹徽所上，恳请皇帝陛下对几件自己难以决断的杀人案圣裁。

朱元璋随手将这几份奏折放置在书桌之上，心中不禁微微冷笑。

原来这詹徽本是刑部侍郎，乃是自他的前任尚书开济贪赃枉法，私纵死囚被满门抄斩后提拔而上。此人自担任刑部尚书后如履薄冰，小心翼翼，每有所谓杀人者“情有可原”的案子，必然是朝自己这里推，生怕担上了一个“酷吏”的恶名。

这个刑部尚书的圆滑虽则使得朱元璋颇为不悦，却也不禁让他想起了发生在十数年前的一件往事，那是在洪武五年之时，当自己偶然看到《孟子》书中所写什么“君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仇寇”，什么“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些话时不禁勃然大怒，忍不住骂道“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耶？”当即下旨将孟子逐出文庙殿外，不得配享。并在朝议之时声色俱厉的宣布，如有谏者以大不敬论罪。时任刑部尚书的呆子钱唐竟然犯颜直谏，还口口声声说什么“臣为孟轲而死，死有余荣。”搞得庙堂之上一时间从者云集，竟使得自己也只有无可奈何的悻悻然作罢。

对于一手掌握大明帝国的洪武皇帝来说，詹徽的圆滑而不敢自专，显然比那个沽名钓誉的钱唐值得原谅。为了获得读书士子最大的认同，自己的儿子朱标，孙子朱允炆分别以名儒宋濂，及其弟子方孝孺为师，接收正统的儒家教育，美中不足的却是他们日日和方孝孺，黄子澄相处，耳濡目染之下已然受到了过多儒家推崇备至，所谓“仁”的滞绊，浑然不知重典治国的必要。思虑及此，朱元璋当即吩咐御书房总管薛京召唤太子朱标父子前来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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