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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有制不新鲜,不加社会主义这个限定条件,不过是中国历史的常态。不管是作为农业生产资料的土地,还是作为工业资本的工场,中国一两千年,政权都是最大的掌控者。大多数情况下,税收只是支付官员和军队俸禄的作用,维持政权运转的巨大成本,其实是由政权直接掌控的生资料来承担的。
由此造成的后果就是,商业越发达,社会财富越向流通领域倾斜,政权的财政能力越弱。宋朝的数次变法,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对商业领域的控制。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杜中宵也不知道。他曾经学过的政治经济知识,大多与宋朝的现实不符,没有照方抓药的条件。学的那些理论,是以历史上的欧洲为原型推出来的,以农奴制为基础,了不起加个俄国的农村集体公社做补充,所谓的东方模型是印度。中国这种大一统、政权掌控一切的政治模式,在所有的模型中都被忽略掉了。理论中的很多制度革命,本就是中国政权历史上的常态。而在政治中被作为典型的中国模式,晚清民国时期土豪劣绅控制天下的局面,恰恰不是历史的常规形态。
没有理论指导,那就只能根据经验来了。杜中宵建立的铁监,建立的以商场为核心的常平司掌控的商业系统,就是按照前世经验照猫画虎。不过那个时代的改革,初期是从有到无,把这些从政权的手中放到民间。现在是从无到有,先把官方掌控的工商业建起来。至于以后,只能从实践中摸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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