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祝氏这才拿了家中的烟土出门，刚出家门就被抓了。那邻居是个排字工人，读过些书，话讲得清楚明白。两相比较，更显得包打听的证词有问题捕房律师看不下去，插了一句：“周律师恐怕不知道，烟毒案件较其他犯罪不同，自万国禁烟会之后，此种特情侦查手段即广为使用。要是连这也有异议，恐怕第第二特院所有的烟毒案子都要翻案了。

“我对缉毒组使用诱惑侦查的手段没有异议，”周子兮看着他回答，“但诱惑侦查又可细分为三种，犯意引诱，数量引诱与机会引诱。本案显然为犯意引诱，您没有异议吧?”捕房律师功课做得不够，愣了愣才意识到不对，坚称魏祝氏早有犯罪意图，缉毒组的此次行动只是为她提供了一个机会，并非促使原本清白者犯罪。

两人由此好一番唇枪舌剑，争论犯罪构成要件的主观说与客观说。

周子兮从诱惑侦查之法理入手，认为关键在于被诱捕者的主观意愿。如果警方仅是提供机会给原本有犯意的人，即属于合法使用诱惑侦査范畴。如果被诱捕者本无犯罪的意图或倾向，其罪行完全由执法人员诱使而形成，则应视作警察圈套，同未成年、精神疾病、紧急避险以及正当防卫样，可作为无罪辩护之理由。民国虽尚无判例，但控方既然援引万国禁毒会的规章作为使用诱捕手段的依据，那不妨也参考下禁毒会发起国的判例，比如美国最高法院1932年索里尔斯售烈性酒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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