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岁年关近。

刚刚登基不久的新皇推动了两场大刀阔斧的制度改革，最显著的举措主要有两个方面：精兵简政和减租令。

弥兵弥饷是大明朝的老毛病了，庞大而又臃肿的官僚机构，天文数字的军队，野战军和治安军相互重叠，给国家造成了沉重的负担，真正到了战场上却没有多少战斗力，进行改革势在必行。

再就是减租令了。

沉重的地租逼的农民卖儿卖女甚至揭竿而起，直接造成了一个又一个李自成的崛起。

下层实在活不下去，国家的税收却始终守不上来，血的教训就在眼前，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阻力都会强力推行下去：由官府以法令的形式规定佃租上限，给失地农民以喘息修养的机会，这就是减租令的主要内容。

减租令和裁员令触动了官僚士绅阶层的利益，开始的时候阻力重重。

万般无奈的情况之下，皇帝只能祭起杀手锏：用大棒恐吓。

所谓的大棒，其实就是北边的政策：你们要是不接受减租令的话，那我就只能推行均田令了。

减租令仅仅只是减少了一部分利益而已，而均田令则是断了命根子，何去何从这还用吗？

虽然官僚士绅阶层老大不情愿的接受了这两种新的制度，却得到了底层的极大拥护。

不过呢最下层的老百姓却不是说新皇的恩德，而是始终念叨着先皇帝复隆的好处。

这两项改革局促，其实早就复隆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所动作了，只能算作是前朝的余荫，并不能把所有的功劳都算在新皇帝的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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