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不告奸者与降敌同罚”。

“把告密与作战同等看待，告密等同杀敌，不告密视为降敌，这样的法令，将告密与连坐捆绑执行，剥夺了任何人独善其身的生存空间。利用国家法律激发、调动、强迫释放人性深处邪恶、阴暗的成分，作为控制民众、服务政治的手段，不得不说，商君，真乃奇人也，难怪秦国当年能以一边陲小国而变法自强，一统中原啊，乱世，”说到这里，王迪划了重点：“乱世当用重典！”这就是在给张悌的行为罗列理论依据。

而胆子越来越大的张悌呢？关注的却不是自己行为处事的法理依据，也不太在乎这个例子列举的是否恰当，毕竟，商鞅的结局可不太好，而且，经过几十年的乱世，有曹操和诸葛亮这样的寒门典范，法家的一些手段没少拿来推行，心理障碍早就在这段时间的实践下被突破了。

对啊，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这一方面，张悌当然是孤陋寡闻的，可是，王迪，可是吃过见过的，比如大唐时期，无耻之徒鱼保家专门为武则天设计了方便告密的硬件设施——铜匦，其功能主要用来接受告密信件（也就是后来的检举箱，只不过，这位设计的过于精妙，而且，因为沦为了时代的罪恶工具更加出名而已）。有什么样的恶法，就会滋生出什么样的恶徒小人——于是，索元礼、周兴、来俊臣之类的酷吏，因告密有功，被武则天重用，个个封官晋爵——索元礼擢为游击将军，周兴累迁秋官侍郎，来俊臣升为御史中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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