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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7章 知难,行亦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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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胡适与蒋梦麟曾在上海同访孙中山,已听过孙中山谈论的政治设计,即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的“建国方略”,以及它的哲学基础“知难行易说”。国民党取得政权后,奉孙中山为“国父”,又称训政是秉承孙中山《建国大纲》遗教。这不能不使胡适对孙中山“知难行易”说提出异议,于是便发表长文——《知难,行亦不易》。

因为文章较长,我们不妨化简如下:

(一)孙的“行易知难说”的动机:胡适引用孙中山的原文,指出孙中山提出“行易知难”的学说,是因为他认为革命的不成功,主要是由于人们相信“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古说,影响了人们做事的信心。

(二)行易知难的十证:列举了孙中山给出的十项证据。胡适评论说,“中山先生的意思一面教人知道‘行易’,一面更要人知道‘知难’。”

(三)“行易知难”的真意义:在这一部分,胡适分析说,孙中山认为人可以分为三系:先知先觉者、后知后觉者、不知不觉者。他们分别对应发明家、鼓吹家和实行家。所以“‘行易知难’的真意义只是要我们知道行是人人能做的,而知却是极少数先知先觉者的责任。大多数的人应该崇拜知识学问,服从领袖,奉行计划”。

(四)胡适对“行易知难说”批评:“行易知难说的根本错误在于把‘知’‘行’分的太分明。”“绝大部分的知识都是从实际经验(行)上得来:知一点,行一点;行一点,更知一点,——越行越知,越知越行,方才有这点子知识。”“中山先生志在领导革命,故倡知难行易之说,自任知难而勉以行易。他不曾料到这样分别知行的结果有两大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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