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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常有人说明亡于万历，也有说明亡于嘉靖的。其实抛开明代祖制和封建社会自身劣根性不谈，从政务实操层面上来说，明代灭亡的第一个多米诺骨牌，是叶淇推倒的。

在盐法初坏之时，弘治帝若能头脑清醒，明白开中之法对明朝边防的重大意义，就不会被叶淇忽悠改为盐引折色，而应该反向解决开中法出现的问题。

改了盐引折色后，直接带来的三个破坏性后果：一是朝廷虽获得了年入百万两银子的短利；但数年之后彻底崩坏的开中法让九边粮草转运成本激增，最后增加到数千万两以上。到崇祯时，虽狂加辽饷，仍杯水车薪。

二是商垦荒废，致使边地粮价高企，形成恶性循环。九边日益高涨的粮价导致财政枯竭，而被财政枯竭压垮的朝廷继续搜刮民间，最后积重难返。

三是继续加重了边防和内地的吏治腐败。盐引折色之后，自弘治帝以降，皇帝大肆滥赏盐引，再加上九边文官、武将偷卖，户部发引前被请托等等，导致盐引大量集中在权贵豪商之家和内廷大珰之手，他们都将持引获利视为平常。开中取引的正经盐商守支多年，破产者数以千计——朝廷付出了盐利流失和边防粮草自行转运的双重代价，仅仅富了这些食利阶层。

因此，万历初年的有识大臣例如王国光这样的，向朱翊钧喊出“大明危矣！”这样的振聋发聩之音，就不足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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