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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比如，帮石敬瑭指定了内阁成员。

石敬瑭立国之初，政权核心首脑几乎都清一色的“亲辽派”，比如前文提到的桑维翰。

有一说一，这些“亲辽派”并不能与“汉奸”划等号，他们之所以亲辽，并不是“精辽分子”，而是从务实的角度出发，认为搞好两国关系是符合后晋利益，换句话说，他们是“以大局为重”。

吕琦、李崧，是李从珂的智囊，石敬瑭不但没有贬黜、排挤他们，反而予以重用，其中很大一方面的原因是，二人的政治主张是“亲辽派”，在石敬瑭举义之前，二人就曾建议李从珂通好契丹。

如今，国家的主人换了，但面临的内忧外患丝毫不减当年，形势比李从珂时期更加严峻，吕琦、李崧也更加坚定地主张与契丹搞好外交关系。

我们再次重申，“亲辽派”的政治主张虽然是要卑微恭顺地事奉契丹，但其核心是帮助后晋发展实力，所谓韬光养晦。而像薛文遇那样的愤青，不切实际地宣扬狭隘地民族主义，只会以卵击石，这种惨痛的教训请让李从珂同志帮大家解答。

石敬瑭任命翰林学士和凝当端明殿学士。端明殿学士并不是职权很大的官，甚至可以说没有任何实权，其工作职能只是帮皇帝翻译大臣们的奏章，把“之乎者也，矣言哀哉”的文言文翻译成大白话，把其中的典故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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